青记独家|刘战伟:从“尼克松访华”到“马斯克星链”:通信卫星的

日期：2026-06-04 12:17 来源：蜜玲科技

导读

本文基于基础设施倒置的视角来理解国际新闻传播，作为基础设施的通信卫星在中国早期国际传播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在软实力、文化霸权之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国利用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绝对优势，对其他国家的垄断、控制与支配？

一、海底云端：

国际传播媒介基础设施的云端缺口

国际传播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具有独特作用[1]。自2023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施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法律，进一步凸显国际传播议题的重大现实关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信卫星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传播理论重点开始面向“信息社会”“地球村”与“网络社会”[2]。约瑟夫·奈在1990年首次提出“软权力”，包括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认为软性的同化式权力相比硬性的命令式权力更为重要[3]。此后国际传播研究多聚焦文化、制度与价值观等软实力层面，而通信基础设施硬实力则相对被遗忘与忽视。

事实上，基础设施不仅是政治权力的工具，也是霸权主义权力以特定方式被塑造、阻挠和引导的场所[4]。国际传播依赖媒介基础设施，各国对其争夺与控制不断加强，因此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进行基础设施转向，超越软权力单一视角，将部分注意力分配给更为基底性的基础设施。从有线电报、海底电缆、通信卫星到互联网，人类的每一次通信基础设施发展，都会带来国际传播的整体性革新，国际传播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力量则嵌入在基础设施中。

当下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关注文本与受众，作为物质基底的海底电缆与国际传播的关联，为我们呈现一幅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5]。既有研究讨论了海底电缆的国际传播斗争议题，通信卫星也复刻了既存的地缘政治矛盾和社会权力冲突。2020年，作为新基建的卫星互联网进入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彰显媒介基础设施之于现代化、数字主权、信息安全与国际传播的重大关切。如若研究国际传播而不去触及媒介基础设施，将会错失关键的物质基底、分配正义与基础设施霸权。

有学者通过对海底电缆的经验考察，为从物的角度重新思考国际传播提供一个入口。国际传播的海底云端视角，还存在通信卫星的云端缺口。基础设施不仅是一个常识性概念，更应被视作具有理论色彩的分析性概念，甚至成为一种研究方法[6]。本文基于基础设施倒置的视角来理解国际新闻传播，作为基础设施的通信卫星在中国早期国际传播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在软实力、文化霸权之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国利用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绝对优势，对其他国家的垄断、控制与支配？

二、通信卫星、

国际传播与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从云端通信卫星、陆地光纤通信到水下海底电缆，大量物质媒介共同构成国际传播的信息基础设施。站在通信基础设施层面，国际传播应该拥有底线思维，即考量战争冲突、灾难等各种极端情况下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卫星租借到毛泽东主席批示“311工程”，中国通信卫星走过了一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不过，相比美国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我们还需建立自主可控的全球卫星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

（一）尼克松访华：中美外交中的卫星租借与国际新闻传播

学术研究旨在挖掘和揭示那些耳熟能详的事件背后被遮蔽的陌生故事。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是新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重要标志，但鲜为人知的是，此次事件也在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上留下了极为特殊的一笔[7]。但凡谈到中美关系，人们都会想起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那场举世瞩目的外交风云，被誉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给世界带来了太大的震撼。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前往迎接，两人“历史性的握手”，北京的卫星系统迅速把电视图像、照片、传真、新闻报道传遍全球，然而此次重大国际传播事件背后的通信卫星租借故事一直鲜为人知，甚至连传播研究的学者都无人知晓。

基础设施具有准透明性，即日常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当全球民众看到周恩来与尼克松握手的世纪合影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张合影之所以能够迅速在全球传播，让彼此隔绝二十余年的美国大众了解中国，也让世界民众了解中国，是美国通信卫星与地面站等国际通信基础设施的功劳。据悉，尼克松访华期间，经北京卫星地面站开通北京至美国的话路35条、电报电路12条。接通国际电话1314个，累计22289分钟；传递电报1078份，累计386400余字；传送电视节目53小时[8]。然而，当时中国并没有通信卫星，这一举世瞩目的外交盛事是如何快速进行国际传播的？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卫星电视技术处于世界最发达行列。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在第一次总统辩论的交锋中失败，以及其在后续电视报道中饱经失败与成功的波折，让其深谙电视报道对其政治生命的作用，也留下了“电视总统”的典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唐·奥伯·多弗(Don Ober Dorfer)回忆说，尼克松先生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写道，在涉及选票的地方，没有比赫鲁晓夫先生所说的古老俄罗斯谚语更具说服力：“一张电视画面抵得上10000个字”[9]，可见尼克松对电视宣传寄予的厚望。此处的宣传，不限于国内的总统竞选，也包含总统开展外交活动的国际报道传播。

出访中国的随行记者团中，电视媒体记者是最庞大的群体。这次访华的随团记者87人，加上电视、电影等技术人员共160多人[10]。访华先遣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向中方提出：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信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美国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事极为重视[11]。然而，当时中国电视发展水平滞后，也没有国际通信卫星。为了满足尼克松的要求，美方表示愿意无偿提供卫星通信系统、基站建设与技术支持。

在中国的土地上建造美国的通信设施显然有违国家主权原则，中方对此高度警惕，高层不少人持反对态度。不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美方建好卫星基站，由中方买下来，再以607038美元的协议合同租给美国媒体使用。1972年1月，中方联系RCA（美国无线电公司）安装地面卫星通信基站，为访问做准备[12]。此后，价值160万美元的地面通信站、移动电机车等卫星通信设备被运往中国安装调试。“先购买再转租”的折中方案，既维护了国家信息主权与安全，也掌控了国际传播渠道的主动权。

1972年2月14日美联社报道，一颗新的通信卫星当天开始运行，设有两个用于传输直播电视和报纸报道的地面站，将用于及时传送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报道。这颗名为Intelsat4的卫星可以同时携带5000个电话或12个彩色电视电路——比它所取代的Intelsat3多出4倍多。到2月24日，RCA Corporation计划的第二个站点在上海运营，这是尼克松访华的另一个站点。该基站通过位于太平洋上空22300英里的同步轨道上的卫星，将电传打字机信息、电视图像以及新闻图片从一个地面站传送到另一个地面站[13]。

1972年1月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组成70多人的接待组，接待为尼克松访华进行电视转播的美方先遣人员和电视广播技术人员，并协助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等美国广播电视机构报道尼克松访华的活动。这是我国首次通过国际卫星向世界发送广播电视报道，借用美国的技术力量和新闻报道，向世界介绍中国。[14]

尼克松为期7天的访华行程，通过通信卫星向全球进行实况传输与直播，让美国人与世界各国合计几亿人民，实时了解中美改变世界的一周。此事凸显了通信卫星基础设施在全球新闻报道与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价值。回望全球通信史，通信卫星与国际传播是共生关系，在电报、电话与卫星电视的发展历史中，通信卫星均发挥着基础设施的作用。

（二）“311工程”：从借美国的“嘴”到用自己的“嘴”

19世纪，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不仅仅局限于殖民地，还包括以铁路为核心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以电报、海底电缆为核心的媒介基础设施。当时拥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国，同时称霸全球铁路、电报与海底电缆网络，并意图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物质与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网络。欧洲列强与新兴帝国美国为了降低对英国的基础设施依赖，纷纷对抗和争夺电报、海底电缆与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权。日军侵台让清廷第一次意识到了电报通信在军事战争与日常传播中的重大用途。早在电报进入中国时期，欧美列强延续铁路建设的惯例，在中国“先建后报”各类电报基础设施，不断挑衅清廷的信息主权。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底电缆与电报系统是核心的传播媒介基础设施，彼时的清政府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设民族电报事业的历史性转变。

信息与传播通信能力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发展与治理中，始终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从启蒙思想家对道路和运河的讨论，到后来的铁路、邮政、电报、无线电、电话、卫星通信，再到今天的计算机网络，可以看到一条连续的脉络[15]。自尼克松访华之后，新中国也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设自主通信卫星基础设施的筚路蓝缕。在国际传播方面，通信基础设施深度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话语权秩序中，日益成为美国向全球投射意识形态愿景与软实力的地缘政治工具。1960年，约翰·肯尼迪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论述:“如果苏联人控制太空，他们就可以控制地球，就像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那些控制海洋的国家统治着大陆一样。”[16]

从远洋航线到海底电缆，从殖民传教到新闻通信，一系列探索和垄断的经验使得人造卫星所具有的传播网络构建功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冷战的一个战略突破口。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1)点燃了太空科技追逐战。虽然只是一个83千克重且只能发射简单信号的铁球，但这柄高悬于外层空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立刻开辟了美苏冷战的新战场，也翻开了全球传播史的新篇章[17]。中国的通信卫星事业肇始于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卫星租借。美国的卫星通信事业则肇始于苏联1957年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此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推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美国宇航局(NASA)，开启了美国的通信卫星事业。

对基础设施的认识和理解应该将彼时彼境与此情此景相结合，而非进行孤立的、点对点的分析[18]。作为国家的工具，基础设施服务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通信技术并非中立的，通信卫星影响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并修正关于国家主权的传统观点。只有当国家控制发送信息的渠道以及编程信息以供分发的专业知识时，主权才能得到保证[19]。尼克松访华使用的先进通信卫星，极大地震撼了国家高层和通信技术人员，坚定了中央发展通信卫星技术的决心。国际传播的前提是拥有自己的“嘴”，即通信卫星基础设施。尼克松访华购买美国通信设施是情急之下的迫不得已，美国访问团队离开不久，我国开始了自主卫星地面站的研究攻关工作。

至此，中国开始独立研发建设国际传播的通信基础设施。1975年，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联合上报《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20]。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拉开了发展我国通信卫星的大幕。由此，研制、生产、发射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和与之相关的卫星通信地面系统工程被统称为“311工程”[21]。此后历经波折，直至1984年4月8日19点20分，东方红二号0B星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托举下，被成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这是我国航天、通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从此开始了我们用自己的通信卫星进行国际通信的历史[22]。

作为基底性的通信基础设施，具有区隔和排他的功能，主权国家需要具备自主可控的通信基础设施。当时，对于购买还是自主研发，存在着不同的路线分歧。从仿制到自主研究卫星，中国实现了从买卫星到自己发射卫星的独立研发之路。中国卫星人先后研发并发射成功“东方红三号”“天通一号”“实践二十号”“东方红五号”等一系列通信卫星，达到了世界主流水平。回顾50多年前的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发展卫星通信事业的“311工程”批示，我们走过了从租用国际通信卫星到建立自主通信卫星基础设施的筚路蓝缕，实现了从借美国的“嘴”说话到用自己的“嘴”进行国际传播的历史性转变。

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说，以电报等为代表的信息传播业早已被纳入美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而资本主义及其政商合谋的霸权被赋予了“无比的机会”。作为一种“宗教化的技术”，电报及其承载的“精神交流”使得国家联成一体，传递了民主、自由等观念，传播由此被看作一种过程和技术，达到了占据空间和操控个体的目标，更远而更快地扩散，传送并散播知识、思想和信息[23]。自主通信卫星基础设施的成功研发与运营，建立起传播的物质网络基底，不仅让中国大量边远地区的民众看上了卫星电视，实现了国内新闻、资讯与知识的传播扩散，也实现了对外知识、思想与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拥有了国内国际传播空间的物质通道。

（三）马斯克星链：技术政治、卫星互联网与基础设施霸权

卫星互联网突破了地面互联网传输的基站和光缆限制，具有全覆盖、高带宽、网速快等特点，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安全意义成为太空和互联网领域的竞争热点[24]。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曾计划在2019年至2024年间，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络以提供互联网服务，其中1584颗部署在地球上空550千米处的近地轨道。此后SpaceX计划追加发射3万颗近地轨道卫星，使得星链卫星达到4.2万颗。星链连接全球，连接所有，使其成为“星笼”的隐喻，星链中的地球犹如被置入“笼中”，人和万物无时无刻不被监视与控制[25]。

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Peters）在对苏联计算机网络工程的研究中曾描述其相互牵制而效率低下的组织方式，并与美国的中央统筹式管理对比，他讽刺说，“资本家表现得像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则表现得像资本家”[26]。在星链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闪现着美国政府与军方的身影。星链计划发展也对应着美国太空安全战略转型的新模式，其目的在于实现由美国技术主导的、全覆盖的新一代“全球卫星互联网通信系统”[27]。作为美国政府的政治代理人，“企业家”马斯克获得了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ITU（国际电信联盟)与NASA（美国国家航天局）的政策、技术与资金支持，通过星链为全球提供高速、低延时、便宜的通信服务，从而帮助美国占据国际通信基础设施高地。新一轮太空圈地运动的前台主角看似是科技巨头，后台实则是政府。二战结束后，美国以“发展”的名义向全球提供基础设施援助，进而展开意识形态和影响力的投射。今天，在通信基础设施领域，美国更多地依靠商业代理人向全球提供通信基础设施硬件服务，并借此开展意识形态与软实力的投射。

传统国际通信领域面临着以SpaceX公司为代表的卫星宽带服务带来的挑战。SpaceX公司预计在2027年完成星链卫星的部署，届时将覆盖各大洲陆地、广袤的海洋和天空。卫星宽带的不对称优势有可能动摇国际通信运营商现有的客户基础[28]。在海底电缆的建造环节，民族国家全力支持本国商业资本，因为海底电缆建造商扮演的代理人角色帮助民族国家无须直接下场干预，便对海底电缆形成一种软控制。同样，在卫星互联网领域，马斯克同样扮演着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帮助美国无须直接下场，便对全球通信卫星基础设施形成一种软控制。

作为一种基础实施型权力，从上世纪的TVA(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到本世纪的全球互联网，美国在过去的近百年历史中一直利用其在水利、水电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海底电缆、通信卫星、互联网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方面的硬实力，向全球投射与输出其制度、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高科技产业走向世界市场的布局中，海底电缆的架设是国际扩张活动的基础设施。如果将海底电缆放置于一个国际资本扩张逻辑的脉络观之，则线缆的控制攻防彰显一个更普遍性的圈地、寻租意涵，即资本的势力透过海底电缆的串联打开贸易通路，并形成某种特殊分工的市场控制关系[29]。通信卫星也不例外，其不仅仅是资本势力的扩张渠道，也是政治势力与意识形态的传递通路，政治力量通过通信卫星打开传播通路，实现全球的势力扩张。

目前，星链已经为全球55个国家提供卫星互联网的接入服务，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卫星互联网基础设施。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25%以上的地面通信基础设施被破坏，只能依托通信卫星进行民用和战时通信传播，凸显了通信卫星基础设施、主权国家、地缘政治与商业公司之间的复杂勾连。马斯克向乌克兰提供由SpaceX制造的数千台星链卫星互联网设备，乌克兰的军方和政府迅速依赖星链来维持互联网访问，开展国际通信与情报传输，并用于连接作战无人机、海军无人机、火炮火力协调系统和对俄罗斯阵地的攻击。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白宫的“默许”以及美国国防部的采购支持。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将卫星互联网和5G通信、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一起，列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明确了建设卫星互联网的重大战略意义。与新大陆的发现逻辑同理，太空空间、轨道与频谱资源有限，遵循“先登先占”“先占永得”的原则，卫星的轨道和频率已经成为稀缺战略资源。美国、俄罗斯等航天大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向国际电信联盟申请了大量的轨道、频段资源，以支持其规模庞大的卫星系统，这也导致我国丧失了许多高质量的轨道和频段资源。空间通信频段遵循“要打先申请、先申请先用”的国际惯例。当前，美国已经占据上风，中国必须奋起直追，抢占空间轨道、频段资源，建设中国自主的卫星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

三、技术物的政治性：

基础设施霸权与硬实力

在兰登·温纳《技术物有政治性吗？》一文中，纽约长岛景观大道上的桥梁，被有意设计得较为低矮，以至于12英尺高的大巴车无法通过。于是，平常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贫民和黑人就被拦在了外面，而拥有汽车的白人却能够利用景观大道自由地消遣和通勤。桥梁建筑看似中立，事实上正通过技术配置对社会秩序施加影响[30]。温纳提醒我们注意技术物本身固有的政治性[31]。通信是一种政治技术，因为信息的及时流动是重要的权力工具。通信技术成为政治工具和战争武器，以至于通信、情报和密码学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决定性工具。

将视角转移到通信卫星基础设施分布的太空领域，那里并非一片净土，而是充满着竞争、冲突与博弈的新空间。美国太空政治学者多尔曼甚至断言：“谁控制了绕地轨道，谁就控制了太空；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陆地表面；谁控制了陆地表面，谁就能支配人类的命运。”[32]美国拥有从通讯卫星、海底电缆、光纤网络到数字平台等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传播基础设施,决定其在媒介基础设施层面占据国际传播的主动权，并生成一种基础设施霸权。

20世纪60年代，人类对卫星电视寄托的想象恰如半个世纪后对互联网的幻想一样美丽。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念就来自美国成功发射通信卫星的启发。事实上，全球通信卫星分布极为不均，存在严重的数字基础设施鸿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着全球通信基础设施资源，而全球南方国家则处于其通信基础设施霸权下。在美国之外，大多数国家没有自主的全球通信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各国间的数据信息传输必须要经过美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在卫星互联网基础设施领域，尽管SpaceX是商业公司，但其与NASA和美国军方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其他国家的信息安全构成严峻的威胁。

表1 国际传播的“软实力”与“硬设施”

长期以来，中国国际传播依赖“借船出海”，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安全隐患。卫星和国际光缆通信是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一旦信号传输受到干扰甚至中断，国际电视、广播以及通讯社的内容传输就无法开展。1999年，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南联盟悍然发动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人道主义灾难。当时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通信卫星有限公司（Eutelsat）在1999年5月突然停止传输塞尔维亚广播电视（RTS）的卫星节目，结果欧洲国家无法收到塞尔维亚广播电视的信号。同年11月，以色列私营太空通信公司旗下的阿莫斯一号卫星也停止播出南斯拉夫电视信号[33]。

主权国家提取和行使权力、传递命令和控制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地由私人商业平台持有或共享。海底电缆、卫星、云存储和带宽等实体基础设施是在由美国和非美国私营和国有企业组成的全球财富和供应链中创造的[34]。作为权力来源的媒介基础设施，成为国家国力竞争、数字主权与地缘政治冲突的前沿阵地，并生成一种基础设施型权力。在力量对比悬殊的国际关系中，基础设施型权力的悬殊催生出基础设施霸权。

表2 “文化霸权”与“基础设施霸权”

通信基础设施常常与权力相互交织。19世纪，铁路与电报搭配的交通通信网络带来了新的权力统御架构，海底电缆连接帝国中心与边陲，使得殖民主义进化为事权统一的帝国主义。在国际传播的软实力方面，学界常采用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等概念。跳脱出软实力视角，即在全球通信传播领域，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先发优势，建设、运营和掌控着全球主要的通信卫星、海底电缆与陆地光纤等通信基础设施，持久处于垄断地位。在日常运营与战争、冲突等极端情况下，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媒介基础设施领域的垄断地位，对其他媒介基础设施弱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封禁，以实现和维护其国际通信的主导地位，进而保障其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

对通信基础设施的掌控权决定着传播资源的配置权力。回溯尼克松访华、卫星“311工程”、马斯克星链等诸多关键事件，一切传播均需依赖物质实体，传播设备与网络节点均处于主权国家的物理与法律边界之内。国际传播依赖媒介基础设施，而对其的争夺与控制在不断加强。通信卫星与海底电缆是国际传播的核心基础设施，一旦受到干扰和破坏，广播、电视台、通讯社与互联网上的内容均即刻中断国际传输。因此，国际传播必须拥有安全底线思维，尤其面对战争、冲突与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要独立建设本国的国际通信基础设施。

四、消除全球通信盲区：

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

网络无国界的乌托邦想象，常常使人忽略线缆串联行经的通路是凹凸不平的地表。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人类建设了200年的通信网络，全球范围内移动通信覆盖的陆地范围仅为20%左右，而海洋更是只覆盖了5%。换言之，整个地球的表面只有不到10%的面积有网络信号覆盖[35]。运营商所说的网络覆盖率指的是人口覆盖率，而陆地覆盖率仅有20%左右。当许多人已经把互联网当作水电气一样的基础设施时，地球上还有超过90%的地理空间，涉及30亿人口未能实现互联网覆盖。而要消灭这些全球通信盲区，只能依赖通信卫星来建立全球性的节点连接。

通信卫星的第一个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应用是洲际长途电话，固定公共交换电话网将陆线电话的通信呼叫中继到地球站，然后通过地球轨道上的地球静止卫星将通信呼叫传输到接收卫星天线。1965年，当EARLY BIRD发射时，卫星提供的容量几乎是海底电话电缆的10倍，而价格却只有海底电话电缆的1/10。这种价格差异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电缆TAT-8铺设为止[36]。通过使用光纤，海底通信电缆的改进导致20世纪后期使用卫星进行固定通信的情况有所下降，但它们仍然专门为没有海底电缆的偏远岛屿服务。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固定通信网络，例如南极洲，以及澳大利亚、南美洲、非洲、格陵兰的大片地区。在点对点通信方面，卫星具有比较优势。当前，欧美国家占据全球通信卫星行业的龙头，尽管中国在通信卫星基础设施领域已经取得巨大飞跃，但依然存在诸多短板。

传播技术是全球化的重要助推器，无线广播、通信卫星、互联网等将世界连接成为一个传播整体，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正在成为现实。未来的新技术将继续提高全球传播的便捷性，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和深度[37]。然而，在乌托邦式的技术想象以外，也应理性地认识到全球通信网络的地球表面覆盖率不到10%，诸多国家地区依然有30亿人无法上网，处于“地球村”之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除了分布在全球主要通信干道的海底电缆之外，还需要依靠通信卫星。卫星互联网既能突破地面基站固定连接方式的空间限制，又能克服海底电缆的覆盖率缺陷，其通过分布在太空基站的上万颗通信卫星，实现全球范围内无死角的实时连接，在非人口稠密区与战争、灾害极端时期，具有不可替代的技术与成本优势。

基础设施是建成的网络，促进货物、人或思想的流动，并允许它们在空间上交换。作为物理形式，它们塑造了网络的本质、运动的速度和方向、时间性和易崩溃性[38]。媒介基础设施装备的相对落后，是全球南方国家国际传播的最大瓶颈。同时，在理解国际传播的物质基础设施时，不应单纯地理解为信息传播的渠道制约，而应认识到物质基底的通信基础设施背后，本就是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与技术力量的竞争与博弈。

当前太空轨道运行卫星总数5464颗，美国3433颗，中国541颗，俄罗斯172颗，其他国家1319颗，其中整个非洲60个国家和地区仅有39颗。全球传媒基础设施资源分配呈现出了极不平等的等级体制结构，依附于美国等“电子信息”的霸权之下，唯有抵抗资本主义信息大国的侵蚀，保障通信基础设施的民族国家自主权方可实现一条“去依附”之路。以星链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通信系统将消除信息传播在空间上的屏障，拉近发展中国家、偏远地区用户同全球各地的距离，并与5G互补为全球用户的通信传播提供网络基础设施支持[39]。当通信卫星占据太空核心轨道空间资源后，生成卫星互联网技术系统，并开始凌驾于其他通信应用设备上，成为国际性的通信基础设施。

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社会，互联网接入早已并非奢侈品，而是生活生产必需品。星链卫星互联网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它能够为偏远和通信服务不足的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传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部署起来通常成本高昂且效果不佳，卫星互联网提供了一种补充方案。作为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卫星互联网是解决“无互联网”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尽管全球发达国家已经进入5G高速通信时代，但仍有大量国家的民众使用2G、3G通信网络，甚至几十亿民众未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全球对低成本宽带网络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卫星互联网在消除全球通信盲区上具有极大潜力。以星链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不仅可以为偏远落后国家地区提供卫星互联网支持，还可以为发达国家地区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互联网通信服务。

中国正在继一百年前的美国，二战后的德国之后，成为二十一世纪公共品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40]。在国际卫星发射领域，中国先后为诸多国家发射尼日利亚通信卫星1号、巴基斯坦卫星1R、尼日利亚卫星1R等。2013年中国为玻利维亚成功发射了通信卫星，其地面测控站负责人路易斯·门多萨感叹：“中国帮助我们圆了卫星梦！”这是玻利维亚的第一颗卫星，有了它，玻利维亚的农村地区不再与外界隔绝，超过15万个农村家庭因此能看上卫星电视[41]。未来几年，中国通信卫星将深度参与国际通信卫星基础设施建设市场。

当欧美国家在非洲施行“数字殖民主义”导致非洲国家难以拥有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时，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及基础设施叙事，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在确保本国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安全的同时，应积极推进“数字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努力消除全球通信死区，为全世界提供通信基础设施产品，让全球南方国家使用上卫星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

“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闪富，通网络”，这已成为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基础设施先行的鲜活表述。其中，“硬联通”包括光缆、蜂窝基站、大规模的互联网和电信网络建设等。自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构想以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日益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环节，关键性的媒介基础设施相继落地。“一带一路”数字交通走廊和跨境光缆信息通道加快建设。在海缆建设方面，“亚非欧1号”洲际海底光缆标志性项目投入运营；在陆缆建设方面，依托运营商之间合作，构建大量跨境光缆；在新基建方面，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也有一些布局[42]，中国应致力于为全球提供通信基础设施，奠定在国际通信基础设施中的中枢地位。

五、结语

基础设施是当代世界的动脉，连接、引导或阻止了人类、商品、资源在地球上的流动[43]。作为新基建的卫星互联网，承担着全球大连接与国际传播的核心基础设施，其配置国际传播资源的权力，生成为一种基础设施型权力。在国际竞争方面，中国须积极布局卫星通信基础设施，夯实基础设施型权力。在国际合作方面，这一举措则能够为全球提供通信基础设施公共产品。

无论实践层面还是学理层面，国际传播的媒介基础设施显然值得关注。聚焦卫星通信基础设施的国际传播议题，试图借力对海底电缆的研究，与之展开国际传播通信基础设施天上海底的呼应，一起呈现一种基于媒介基础设施的国际传播另类想象。未来的研究者在讨论国际传播时，不仅知悉海底电缆基础设施，也要关注太空中的通信卫星基础设施，探讨其中隐含的诸多现实问题与学理思考。

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应局限于中国本土，而应走出国门。全球通信卫星基础设施分布极不平等，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致力于发展本国通信卫星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应加大力度介入全球通信卫星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占据通信卫星基础设施高地，抢占有限的太空轨道、频谱资源，积极介入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在消除本国的通信盲区之外，还应致力于让全球人民能够用得上低成本的卫星互联网。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聚焦道路、能源、电站、电力等传统的基础设施层面，忽视了以海底电缆、5G基站、通信卫星等为核心的通信基础设施的国际化建设，上述项目不仅可以强化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配置权力，也能显著地弥合全球南北方的数字基础设施鸿沟。基础设施并不是被动地用来为预先存在的霸权服务的场所，它本身可以以特定的方式引导、阻止、挑战或重塑权力。与之相关的媒介基础设施、国际传播、数字鸿沟、地缘政治、卫星互联网、物联网等均是核心的研究议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传播媒介基础设施安全与核心竞争力研究”（批准号：24CXW01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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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战伟：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5年第3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刘战伟.从“尼克松访华”到“马斯克星链”：通信卫星的国际传播与基础设施霸权[J].青年记者，2025(03):30-38.

基础设施视野下的新闻传播

在数字技术深度重构社会信息传播格局的背景下，“基础设施”概念成为解析新闻传播变革的一个核心视角。从物理载体到算法系统，基础设施的演进不仅重塑了新闻生产与分发的技术逻辑，更深刻影响着国家主权、公共价值与全球传播权力关系的重构。

编辑：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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